第229章 新的世界 正在拉开

启元二十年， 六月中，登基建国的喧嚣还未完全退去，淮阴便因“修法大会”的筹备而转向另一种沸腾。

淮阴的修法大会，不需要任何限制， 只要你觉得自己“可以”， 就能去报名， 去“法条意见编辑处”提交自己的思想， 太远不方便的， 还可以投信给编辑处……那些书信如雪花，淮阴书院的学生们也被拉过来汇总挑选， 每个信件至少要交给个三个人看过， 收集有用的。

而来自各道、州、郡的官吏、耆老、士绅本就因为登基还没走，这次也趁势留下来。驿馆、客栈人满为患， 茶楼酒肆里充满了关于新法的激烈辩论。

不过，居淮阴大不易， 许多想要在这次修法上一展其才的人， 不得不一边在淮阴打工、借钱、化缘、卖字、讲学才能留下。

然而，与外界想象中“女帝一声令下，法典焕然一新”的疾风骤雨不同，紫宸殿内的林若， 对这次的大会， 有着清醒甚至可说是“保守”的认识。

“法者，国之重器，不可不慎， 更不可骤变。”林若在对心腹重臣们参与的小型会议上，为这次立法盛会定下了基调，“我们在此经营二十载， 有些理念可以推行，有些做法已成惯例。但若以为可凭一纸诏令，便将我心中所思所想，原封不动变为天下共守之律条，那便是刻舟求剑，徒惹纷争，甚至适得其反。”

她放下手中的茶盏，目光扫过在座诸臣。

“譬如，女子地位。”林若缓缓道，“我知道，有人或许期待我会颁下‘男女平等’、‘婚姻自由’的律法。但现实是，如今绝大多数女子，需要的并非一纸‘可主动求去’的离婚文书。她们首先需要的，是不被无故休弃的保障，是嫁妆、劳作所得等私有财产得到律法承认和保护的权利。有了财产，才有在夫家说话的底气，才有万一被弃或夫死子幼时活下去的依凭。若不顾实际，空喊自由，让一无所有的女子‘自由’离开夫家，那不是救人，是将人推向绝路。故此次修律，关于户婚、财产继承部分，重点当在于明确女子（尤其寡妇、在室女）的财产权，细化‘和离’条件，限制‘七出’之滥用，而非好高骛远。”

兰引素若有所思地点头：“陛下明鉴。此确为切中时弊。民间溺女、虐妻、侵吞孤寡财产之事屡见，若能于律条中明文保护，确是功德。然则，执行起来，地方官恐仍多依‘旧俗’……”

“所以需要时间，需要引导，更需要让女子自身，以及她们的家庭，逐渐认识到财产权的重要。”林若接口，“这又与鼓励女子纺织、务工、乃至识字算账相连。当女子能创造价值、拥有财产时，律法对她们的保护，才会被真正需要和运用。”

她又举了一个例子：“再如，复仇杀人。”

提到这个词，在座几位神色都有些微妙。

槐木野本来快睡着了，但听到这话，眼珠子一下就忍不住看天——感觉陛下下一秒就要拿她当例子。

在这个时代，“父仇不共戴天”、“手刃仇雠”不仅常被民间视为孝义壮举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得到士林舆论的同情乃至赞扬。儒家经典虽强调“复雠之义”，但亦有限制，然而在民间，尤其是乡野宗族之间，血亲复仇往往凌驾于国法之上。

“后世……咳，或者说，在我的理想中，杀人偿命，审判权当归于国法，私刑复仇自当严禁。”林若语气平静，“在我们直接掌控的核心州县，必须明确这一点，杀人即是犯罪，复仇不能成为免责理由，但——”

她话锋一转，露出一丝无奈：“但我亦深知，此法欲行于天下每一个村落需要多少‘游缴’（乡间治安员）、多少精通律法、不畏强豪的书吏？又需要多少钱财来支撑这套基层治理体系？在眼下，我们做不到。强行推行，要么律成空文，徒损威信；要么激起乡间宗族剧烈反弹，得不偿失。”

江临歧小心地问道：“陛下之意是……区别对待？”

“是实事求是。”林若纠正道，“在官府力量可达、教化较深之处，严禁私斗仇杀，一切争端诉诸公堂。在偏远乡野、宗族势力盘根错节之处，则可暂时……默许，甚至有限度地利用这种‘复仇规则’。若两族有世仇，皆知一旦动手，对方必会不计代价报复，反而能形成一种平衡，相互忌惮，减少无谓的摩擦和仇杀。这固然野蛮，但在官府力量薄弱时，它本身就是一个粗糙的约束机制。我们的目标，不是立刻根除它，而是通过逐步增强官府在基层的存在、推广文教、改善民生，让百姓逐渐相信‘报官’比‘报仇’更有效、更安全，让这种私力复仇的土壤慢慢消失。”